摘要 核心提示:改革開放后,政府政策引導民間消費與投資,帶來了改革開放的紅利與收益。近年來,民間投資與消費下滑,解決之道仍需老百姓們關注民營經濟政策,自覺、自發、自主的積極消費并投資,活...
作者:劉干 核心提示:改革開放后,政府政策引導民間消費與投資,帶來了改革開放的紅利與收益。近年來,民間投資與消費下滑,解決之道仍需老百姓們關注民營經濟政策,自覺、自發、自主的積極消費并投資,活躍民營經濟。
近幾年,有公開研究數據證實,在老百姓的儲蓄存款明顯充裕且增長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與消費卻在逐年下滑。其間的多種客觀因素并存,但更多的發聲,是在指向政府的經濟政策有利于促進公有制經濟投資發展,影響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動力。問題的本質與解決之道在哪里,有待于共同思考和發現。
改革開放后政策支持下百姓踴躍投資消費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的數年來,在被津津樂道的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三駕馬車”中,以廣大老百姓為代表的民間消費與投資,占據兩席、舉足輕重。一方面,得益于中國政府始終堅持包容、開放的態度,持續實施強有力的刺激性政策鼓勵個體與民營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得益于老百姓在改革開放的紅利與成果面前的心態,踴躍投資產生獲益的同時,積極消費,不斷改善生活品質。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力,使得社會生產力的創新與效率空前高漲。應當說,在中國政府提出并實施帶領老百姓全面走向小康社會水平的進程中,保持兩者之間共同利益的生產關系是一種必然選擇。并且國家的新政策是加大了民間資本投資的范圍,包括金融、航空、軍民融合等等。
時下的民營經濟創業成功者們乃至有房有車的城市人們在談論成功之道時,多以“一窮二白”標榜自己曾經的處境,或以此證明來之不易和勞苦功高。上世紀九十年代鼓勵下海經商,本世紀初十年鼓勵進城買房,兩大開放性政策給予了當年的創業者們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的機會,最重要的契機是可以在低成本營生環境中用負債的方式博弈。短短的二十來年時間,約8億群體由“河東的農民”轉變身份為“河西的城里人”。就象他們還無法快速忘記自己曾經的處境一樣,他們也無法快速丟掉潛意識里的習性與習慣。小富即安、居安思危、養兒防老、粗茶淡飯、家有余糧心里不慌、掙大錢出人頭地,這些農耕社會居家生活的優良傳統,被毫無保留地帶進了城市生活。盡管他們已經不再種田,但是他們仿佛還是種田人。
百姓投資收益方式改變
于是,房、車、電器等等一應俱全生活改善后的老百姓,新增的收入在保證基本生活支出后,通常兩個用途,要么存進銀行,要么投資買房。前者,習慣使然且有不錯的利息收入;后者,眼皮底下連年暴漲的房價助長著貪婪的坐在家里收錢的欲望。城鄉居民儲蓄余額逐年大幅度遞增,一個家庭坐擁多套住房空置閑置的現象司空見慣,足以佐證老百姓投資收益的方式呈一邊倒的重心偏移。
從本質上講,銀行如果不能通過投資或貸款獲益,則無從支付高額儲蓄的利息。房子這種固定資產投資應當是通過其自身租賃使用合理獲益,依賴于價值增長是一種高風險投資行為。正常的邏輯關系應當是,銀行盡可能不向儲戶支付利息或支付較低的利息,吸收的存款通過經濟投資獲益的同時提升社會經濟動能,以維持儲戶的本金不受貶值等因素影響損失。而房屋在國際上的通常現象,15至20年左右的租金收益相當于購買的本金,固定資產本身增值的收益因素是非常小的。
據此再看看中國現狀下民間投資與收益的兩種關系:第一種,部分老百姓把錢存給銀行收較高的利息,銀行再把錢貸給其他老百姓買房收更高的利息;第二種,部分老百姓用收入或貸款買房投資,等著其他老百姓高價買房獲取收益(據調查,當前一二線城市的房價通常需要超過50年的租金才能回報本金)。在這樣不合常理的投資收益邏輯關系之下,有錢一族儲蓄或投資收益的錢從哪里來?要么依靠貧困群體,要么依靠貨幣增發,或者天上掉餡餅。
無論如何,不合邏輯的投資收益關系類似于一場賭博游戲,必定傳導給社會的是高風險,而這個高風險最終只能由政府和老百姓去共同承擔。已經有較多的經濟學家推斷并預言類似高風險投資的泡沫面臨破滅,盡管那些泡沫破滅的預言沒有被印證,但并不代表經濟學研究的本身理論或邏輯有什么問題。只不過,中國擁有的穩定政治基礎和巨大人口基數,是國際上經歷過經濟發展的國家所不具有的。中國更加適用于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當下仍然有空間和能力將高風險泡沫轉化為高水位運行,而不是破滅。當然,水位越高,水壓越大,多種風險也會相應伴生。既是剛需也是生活基礎的住房,當然不能被無限度無節制的擊鼓傳花一般推高,否則一旦停止擊鼓,整個經濟會如同多米諾骨牌般倒下。要化解這個風險,首重的一環就是要把存量和增量的資金運轉開來,并且不能再投往已經過剩的商品房(保障房例外)。投向哪里?農業、交通、衛生、教育、環境等民生基礎設施成為必然。
政府轉變資金運轉方式:投資基礎設施建設
對于政府而言,當下幾乎是一個最好的民生基礎設施投資時代。本應依靠稅收和貨幣增發去完成的類似公共投資,卻在中國老百姓的巨大儲蓄余額支持下,促成了投資的加速度和高保障。事實上,老百姓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自己的勞動所得掙到的錢,理應自主支配投資和消費,而不是存在銀行里讓別人去投資產生收益。不爭事實,正是三駕馬車中的消費和投資齊驅,為中國之前三十多年的經濟提供了強勁動能,也空前活躍了民營經濟,為全民就業、市場經濟立下汗馬功勞。在中國經濟體量躍居世界第二之后,民間消費和投資開始持續下滑。在這樣的現狀下,由政府引領并借機盤活利用存量資金,完成民生基礎設施投資,理所當然。
種種分析不難看出,與其眼睜睜看著如火如荼的巨大基礎設施投資,不如搶抓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民營經濟政策大好機遇,用老百姓自己的錢做自己的事情。消費方面,向高品質生活轉型,用需求的剛性倒逼供給的升級;投資方面,借助“新三板”等市場規范的東風,持有科技創新型農林漁牧業、制造業、服務業等中小微企業的股權,用股權的中長期持有獲取穩定持續收益。老百姓的消費與投資活躍起來,民營中小微企業的經營活動規范順暢起來,中國社會的內需動能必定強勁有力,也完全能夠早日抱團壯大。由此可見,老百姓們自覺、自發、自主的積極消費并投資,給民營經濟帶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