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8”后爭取在“長跑”中取勝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能否變成轉型動力

　　三年前中國經濟曾為GDP“保8”而戰，如今卻平靜地面對“破8”。不同的心態透露出，經濟運行在不同周期中需要有不同的對策。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227098億元，同比增長7.8%。其中，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增長7.6%。許多經濟分析專家對“破8”這一結果表示“在預期當中”。年初，政府預測的GDP全年增幅為7.5%。

　　“石頭終于落地”——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在微博中預測，下半年我國經濟“進一步平穩沒有懸念”。興業銀行經濟學家魯政委則從數據中看到了“經濟初現企穩信號”。比如，二季度GDP增幅環比1.8%，比上季度有所回升；固定資產投資13個月內首次反彈。

　　“軟著陸”。這是從去年一季度以來經濟增速連續六個季度回落進程中，許多經濟預測人士都期待發生的結果。如果再前推一年，從2010年一季度12%的高點算起，中國經濟的回落幅度不可謂不大。何處才是“軟著陸”的平穩區域？目前看來，7.5%上下的區間，應該就是經濟安全著陸的跑道——中國經濟的“大飛機”雖不能說已經安全，但已觸及地面。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以“總體平穩，穩中有進”來概括上半年的經濟走勢。只有放在世界范圍內，7.6%這個數據才能顯示出它的意義。據預測，“金磚五國”中，二季度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在5%左右，巴西的經濟增長率在1.2%；發達國家更若遭遇凄風苦雨，歐元區預計二季度將負增長0.3%；美國二季度預期下調，經濟增速大約為1.6%。

　　中國經濟不可能獨立于世界經濟環境走出自己的大行情。中國宏觀經濟研究會秘書長王建認為，從未來看，歐債危機與美國的次債危機都遠沒有結束，因此由外需萎縮而形成的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壓抑”，將是一個長期化的因素。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各國大力推出經濟刺激政策，這使全球經濟看上去如同一場跑出危機陰影的“百米賽”。可在4年后的今天，“短跑”已經變成“長跑”，走出危機的“賽段”顯然拉長了。

　　一直扮演全球經濟“龍頭”角色的美國，幾年來也一直不能給出清晰的復蘇信號。在王建看來，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的問題都被藏到了桌子下面”。他認為，美國問題的嚴重性在于，次債危機給美國金融機構造成的巨額金融爛賬，到目前也沒有真正消化，“在真正解決好巨額有毒金融資產出路之前，美國的需求不可能恢復正常。”

　　他預測，未來5年發達經濟體將繼續在危機中徘徊是“大概率事件”。由此，中國外需的減少是剛性的。“這就決定中國經濟要保持住一個較高的增長率，只能靠自己打開內需”。

　　經濟學家辜勝阻認為，中國經濟的回落是“內外夾擊”的結果。外需不利，內需也處于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比如，國內消費受居民收入影響，是一個慢變量，遠水不解近渴；而投資是個快變量，特別是公共投資，可以力挽狂瀾、立竿見影，但現在不能再靠類似“四萬億”政府投資的方式刺激經濟，因為這是“打強心劑”式“西醫療法”，存在“副作用”和“后遺癥”。

　　他提出，中國經濟平穩著陸要用“新辦法”：包括放開市場準入，擴大民間投資；減稅費調動企業投資熱情；培植消費熱點，促進消費；對實體經濟和中小企業實行“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等。

　　確實，經歷過當初“四萬億”大手筆的“保8”之戰，“破8”給人的心理震撼甚至大于實際影響。

　　上半年，廣東省的經濟數據已經透露出“緩中趨穩”的跡象，但當地政府并不敢大意。廣東省省長朱小丹指出，今年以來廣東經濟下行壓力之大“超乎年初預期”，這本質上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經濟波動周期性因素的疊加反映，使得廣東面臨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雙重壓力”。他提醒各地要增強“憂患意識”。

　　經濟學家李才元認為，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的長期戰略和根本挑戰是“調結構”，而“穩增長”通常只是短期內的戰術動作。“經濟低迷時期往往正是調結構的最佳時刻，一定要把經濟下行的壓力變為轉型的動力。”

　　他表示，在投資上應該扭轉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而要對農村水利、城市污水處理、市政建設、電網、寬帶等基礎設施多投入；在消費上則要啟動文化消費等“大消費”領域。

　　學者們與執政者的心態總是有差別。對短線“穩增長”持不贊同態度的經濟學家占了多數。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分析稱，沒有經濟的短線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構發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以后，釋放出的資源才能保證有效率的部分長出。他說，“這是基本的市場經濟常識。短線上越沖動，未來面臨將是更大的通縮，就像陷入沼澤一樣，越掙扎，越沒希望。”

　　針對“破8”之后出現的一些要求政府“救市”的呼聲，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表示，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已經是“產能過剩”，這個問題早在金融危機前就很明顯，經過金融危機后的強力刺激政策，到今天似乎更嚴重了。

　　她提醒，類似降息之類的貨幣寬松政策可能會進一步刺激投資規模的擴大，形成新的產能過剩，使政策“微調”、“預調”變成“超調”。因為“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不是增長問題，而是對既有模式的嚴重依賴和路徑鎖定”。

　　也許換個思路就能找到擺脫“兩難”的出路。比如，為什么不能“以空間換時間”？

　　今年以來，長江中游城市中的武漢、南昌、長沙等地GDP增幅，都遠遠超過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上半年數據顯示，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9%，中部地區增長12.9%，西部地區增長13.2%。這說明，中國經濟正呈現“中快東慢”、“西快東慢”的跡象。同時，我國沿海產業面臨“騰籠換鳥”、向中西部轉移的熱潮，新一輪經廣東、上海、浙江、福建的產業轉移就數以萬億計。

　　辜勝阻由此建議，中西部要做好承接產業轉移的文章，要加快發展欠發達地區來“穩增長”，把后發展地區培育成新的增長極，使中西部地區成為穩增長的“新引擎”。

　　有學者稱，對龐大而復雜的中國經濟體而言，空間比時間更重要。因而僅僅陷入對經濟增速快慢的爭論可能是自捆手腳。既然是一次“長跑”，調整呼吸頻率和步伐節奏，要比速度本身更緊要。

　　這可能就是依據。面對“破8”后的擔憂，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說，“我個人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前景充滿信心，尤其是對中國能夠通過結構調整實現轉型，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充滿信心。”

　　在他看來，推動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本面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一個是中國地域發展的差距比較大，東、中、西部地區差距比較明顯，中西部地區發展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能力以及后發優勢都非常大；另外一個，是中國仍處在消費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以前是以吃穿為主的消費結構，向以住、行、教育、旅游這種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的結構在過渡，這要持續若干年。比如汽車，即便經過了“井噴式”發展，目前中國每百戶的汽車擁有量，城鎮為18.6輛，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每百戶的汽車擁有量超過150輛。

　　中國經濟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潛力”。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中國仍處在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和市場化的進程中，這“四化”將釋放出巨大的投資和消費能量，支撐經濟增長。

　　在這個基礎上，只要在技術創新、“調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達成共識，并堅定不移地落實，沒有誰能夠阻止中國在金融危機后的這場“長跑”競賽中取勝。